凉山州委统战部部长与民营企业家沟通协商“面对面”座谈会召开

网站优化这些误区一定要避免 百害而无一利

发布时间：2025-04-05 01:41:50编辑：积草屯粮网浏览（31）

孟子息邪说当然是一种诠释活动，因为这需要辩，首先就需要对这种言论的理解与解释。

有心是实，无心是幻肯定了本体的实在性，它所体现的从本体上说工夫，强调的便是本体对于工夫的规范、引导意义。一般而言，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各种学派、人物、问题，一方面需要注重把握其独特品格，另一方面则应揭示其作为哲学所隐含的普遍意义。



从其人生历程看，王阳明不同于书斋型的哲学家。从总体上看，事这一概念在王阳明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天道是自然原则，人道是社会的规范。……故致知者，意诚之本也。要而言之，尽管王阳明对本体作了先天的预设，从而没有超出思辨哲学的视域，但同时又对本体所呈现的现实形态作了肯定。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所谓以事言谓之史，也就是肯定：史就是事的展开，或者说，人做事的过程前后相继便构成了历史。如果个体还停留在这种缺乏普遍规范引导的状态，他的内在意识即个体之心便缺乏自觉、普遍的内容。[7]葛荣晋，2001年：《中国哲学范畴通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解脱亦非者，此总合前两句，若言解脱功用即法身功用者，非也。而且，正因为有佛性的存在，所以才有依存于肉体而又不与肉体同生灭的精神的存在。（宝亮）（《涅槃经集解》卷19，见《大正藏》第37册，第456页上）在上述引文中，体的内涵还有多种，有的场合指众生所具有的佛性，有的场合指佛法僧三宝。而在体用义的结构中，义已经剥离了功用之意，外延缩小，而内涵更丰富，它已经逐渐抽象掉作为语言学范畴的具体内涵，朝着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而获得独立的方向逐步展开。

他们认为，尽管体用成对使用的例子最早出现于荀子的著作，但体用对举并具有哲学范畴的意义则始于魏晋玄学。体用相即是梁朝初期佛教思想讨论中的重要命题，也是体用概念最终取代体义概念的重要契机。



体一用异的观念应当是受到了体一义异说的影响。（见汤用彤，2011年，第185页）继承这一观点的是张立文（见张立文，第626-627页）与葛荣晋（见葛荣晋，第309-311页）。相对应的用的内涵也有多种，如基于佛性的万行万德，又如自利利他的大乘的修行实践。（见汤用彤，2001年，第173页）他又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僧肇于体用问题有深切的证知，并以即体即用来概括僧肇的思想。

正因为用的这种特性使得它与动静相关联，产生了诸如寂用功用等用法。后来的日本学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寻找体用概念的源头及其演变轨迹。一、从体义到体用体与用本是中国思想所固有的概念，先秦典籍中不乏二者单独出现的用例。《涅槃经集解》体用概念是中国哲学范畴体系的重要一环，一般认为，这对概念在魏晋玄学中就已经有了哲学概念的雏形，而它作为哲学概念的确立则见之于6世纪初期的佛教文献中。

体相用概念的直接来源虽然是6世纪前半叶问世的《宝性论》和《金刚仙论》，但自5世纪末开始，佛教文献中出现的体-功-德体-用-义等三字一组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思想界已经力图超出体用二元思维的限制，创立一种三元思维的概念框架来更深刻地界定客体的内在属性和动态机制。别不成者，明无异体也。



2.体为用本在体与用的关系上，体总体上仍然处于优先的、主导的地位，从逻辑上讲，体为用本。[11]张凯，2014年：《〈敦煌秘笈〉羽二七一〈不知题佛经义记〉的基础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第6期。

作为神用的精神有生灭，而作为妙体的神明则不生不灭，所以神明不会随着肉体的灭亡而消失。（《涅槃经集解》卷64，见《大正藏》第37册，第576页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早期的体义概念与名义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名义概念又与名实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假名有用却无体，这种说法与因体发用，有体而有用不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用的独立性。（《涅槃经集解》卷66，见《大正藏》第37册，第585页中）即真谛之体与俗谛之体本同，而真谛之用与俗谛之用不相乖。（见高崎直道，第109页）这一组概念，虽然表述不同，但在内涵上已经非常接近《起信论》的三大说。三点各自独立也不成伊字，表达的是三德虽然各有功用，但三德共有一体。

这些概念框架虽然与后来的体相用在名称上和内涵上皆有差异，但这种三元思考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体用二元模式，为体相用概念的出现准备了思想土壤。体相用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交涉互动的产物。

为了说明神明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沈绩在为《立神明成佛义记》所作的注文中，体现了体一用异的观念：（本文）而无明体上有生有灭，生灭是其异用，无明心义不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注释家还力图用与体相用类似的三元性概念结构来表达涅槃三德之间的关系。

而暗去俗尽，伪谢真彰，朗然为佛也。佛果妙体，真如无相，岂得有处可寻？然法性无性相，如虚空之无异。

体义相即这一概念无法产生的原因也许与体义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夫名以名体，体故有德。因为关于体义的思考仅仅停留在体一义异而没有到达相即的高度，所以最终被体-德体-用范畴所取代。换言之，这对概念是伴随着魏晋玄学向南北朝佛学的发展而成熟起来的。

正是在思考这些佛教根本概念的过程中，《涅槃经》注释家提出了体-功-德体-用-义等概念框架。（同上，第230页）基于这一标准，岛田虔次认为体用概念最早出现于齐梁时期的佛教文献，即梁武帝时期的《立神明成佛义》。

宝亮和智顺之间的问答中，为了讨论主体的同一性和属性的差异性，除了体-义概念，还提出了体-德的概念：灵味宝亮问曰：义云一体三宝，则为一体而有三义，未解云何是一体而有三义也？（智顺）答曰：所云一体三义，乃是万德之一体也。既就体相作论，恐人怀疑，后更就用来辨，故举常乐我，来标其相也。

[3]岛田虔次，2009年：《中国思想史研究》，邓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用无亏故，取为正因。

关于五家中的第四家和第五家对二谛之体关系的论述，吉藏概括如下：第四云：二谛虽是一体，以义约之为异。由此来看，其起源似乎应该以齐梁说为宜。因为体-德作为概念的抽象程度更高，更适合表达主体的一与属性的万的矛盾同一。这说明，一方面，印度佛学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传统概念的内涵，提升了中国传统思想概念的思辨水平。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为印度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并为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通过修行，破除烦恼的遮蔽，就能显示佛性的殊胜功用：经：善男子道者虽无色像，可见称量，可知而实有用。

《涅槃经》在诠释伊字三点之间的互动交涉的关系时，曾有三点若横（平行排列）不成伊字、三点若纵（上下排列）不成伊字、三点互不相关（各自独立）也不成伊字的说法。《大乘起信论》将这一概念与《胜鬘经》的不空如来藏的说法相结合，于是有了与体和用相并称的相的概念。

经过宝亮、僧宗等《涅槃经》注释家对体用概念的多方面运用，体用概念在佛教义理诠释方面的有效性得到确证。最后，体相用所代表的三元结构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在思考印度佛教的三个一组概念时逐渐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